国际油价持续走低

　　伴随着国际原油期货价格的持续走低，国内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改革也被重新提上日程。发改委经济研究所一位人士告诉记者，如果国际原油期货价格跌至50美元/桶，国内成品油价格就可能与国际顺势接轨并启动价格形成机制改革。

　　无独有偶，据记者获得的信息，发改委宏观经济形势分析课题组的一份对当前宏观调控政策效果的调研报告也建议，下一步应该摒弃重调控、轻改革的政策倾向，适当考虑区域差别，下决心对水、电、煤、油等资源性产品和土地、劳动力等要素市场进行改革。

　　资源产品和要素市场改革不到位弊端凸现

　　投资速度增长过快、国际收支不平衡加剧和货币流动性过剩是当前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三个主要问题，在该报告执笔人、发改委经济所经济形势研究室博士李军杰看来，从本质上讲，这三个问题的共同根源在于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奉行的依靠低成本要素投入的投资驱动型发展追赶战略。

　　他对记者进一步解释说，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看，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前提条件是政府主导和推动投资的快速增长。

　　“实现这种增长战略有一个前提条件，即政府能够利用行政权力以较低的价格控制资源性产品(例如控制水、电、油等)价格和生产要素(劳动力、土地、资本和技术)价格。”

　　李军杰表示，“从二十八年的改革实践来看，我国基本上采取的是一种折衷的结果：一般性商品市场改革已基本到位，但是要素产品和资源性产品市场化改革进展十分缓慢。

　　尽管上述措施让我国经济取得了近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但这种增长方式的弊端正在凸现。

　　他以土地市场为例进行说明，从土地的情况来看，一方面农村土地名义上集体所有，但是实际上产权虚置，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垄断土地一级市场，利用对土地的“低征高卖”从中获利。地方政府尽管大大节约了推动城市化的成本，但是对土地的滥用和浪费也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

　　据调研报告显示，在宏观调控所采取的管住项目、管住信贷、管住土地、管住环保、管住能耗这五项措施中，其中除了项目和信贷分别属于产业政策和货币政策，其他三项实际上都是在通过宏观调控解决由于要素和资源性产品定价过低而导致的要素和资源被滥用的问题。

　　环保和能耗目标完成需要能源定价改革到位

　　为确保落实201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十五”期末下降20%的约束性指标，节能降耗将成为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手段。严格控制能耗，确保完成今年的节能降耗指标也将是发改委下半年的另一个工作重点。

　　调查报告表明，从此次调研结果来看，在环保和能耗方面，宏观调控政策已经取得了显著成绩。例如保定市在年初对白洋淀的污染治理中，一举关停、限产企业450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55家，尽管这些措施在短期内影响了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但是该区域环境生态水平有了较大提高。

　　不过，他同时表示，对一些资源依赖型的老工业城市来说，由于其产业结构偏重，环境污染和能耗过高问题不容易在短期内得到解决，完成全年单位综合能耗降低的指标比较困难。

　　“除了能源利用效率较低这一技术性因素之外，产业结构不合理也是主要原因。一般而言，产业结构决定了能源利用结构，产业结构重，则能耗高；产业结构轻，则能耗低，偏重的产业结构是一些城市GDP耗能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

　　报告指出，确保能耗目标最好的措施就是实现资源类产品的市场化改革。“以煤炭为例，在社会成本(环境污染成本和由于过度采矿导致地下水脉被破坏等)没有被列入煤炭企业生产成本的情况下，煤炭作为一种资源性产品，其成本就会被大大低估，这样，作为煤炭生产者和煤炭使用者均可以获得超额利润，但是整个社会却会为这种生产方式付出沉重的代价。”

　　“在资源产品价格被压低的情况下，仅凭中央与地方政府签订节能责任状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节能问题，定价偏低的资源也是最容易被滥用的资源，还是应该实现资源产品的市场化改革。”

　　不能因为迁就西部而推迟改革

　　对于资源型产品和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改革之所以进展缓慢，报告指出，由于中国疆域广阔，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也存在很大的差距。煤、电、油等资源型产品又都涉及大多数人的基本利益。在具体的改革中，需要顾及区域间差异性，但同时在制定公共政策时又需要统一。“这二者之间的矛盾是大国公共政策制定和实施的重点和难点。在全国性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不能搞‘一刀切’。”

　　不过李军杰表示，不能因为迁就部分落后地区而人为地容忍已“过时”的制度变迁模式，在资源性产品和要素定价机制的市场化改革上，中西部要做一些必要的跨越和提前对接。

　　具体而言，对于水、电、煤、油以及劳动力、资金、技术这些可以自由流动的资源性产品和要素的定价机制改革，全国不能够搞两套方案，否则会导致资源的扭曲配置，这些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应该克服困难，迅速推进。

　　对于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他建议一个现实的政策选择是，以主体功能区的界定和划分为基础，对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和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赋予不同的发展权限，作为过渡期的权宜之计。“期限不能过长，应该以一个五年规划为宜。”

　　“在过渡时期，只能在土地这一生产要素上给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留有一定的权限(因为土地不可流动)，即暂时保留经济欠发达地区对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经营权，而在东部发达地区，则应打破地方政府对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经营权，地方政府对土地的收益主要集中于土地税费方面，而不是土地出让金。”

　　本报记者张广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