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家建言-刘满平
今年物价调控目标为何定在3%？
从综合影响2006年价格总水平的因素看，既存在上行的动力，又有下行的压力。上行的动力主要有：一是煤电油运紧张状况短期内很难得到根本性缓解，国际市场原油等初级
产品价格可能仍在高位波动，能源产品和部分初级产品的价格上涨压力仍然很大。二是成品油、电、水、天然气、煤炭、土地等资源性和公共服务性产品价格将面临全面改革，这将直接推高CPI走势。三是上游产品价格上涨将逐渐传导到下游产品，将导致部分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或降幅缩小。四是随着人力资本投资的不断增长，员工素质和技能水平大幅度提高，同时劳动力市场的各项法规也逐渐完善，我国的人工成本还将继续增长，工资成本推动型的价格上涨压力将逐步加大。
而下行的压力主要有：首先，大多数产品供过于求仍然是制约物价上涨的主要因素。其次，粮食价格有望趋稳，粮价对价格总水平的上拉作用将有所减弱。因此，在不发生大的自然灾害的情况下，2006年粮价将总体趋于稳定。第三，由于钢铁、水泥、汽车等部分行业产能过剩，许多行业库存增加，相应投资增长也将有所趋缓，从而带动国内生产资料价格涨幅的回落。第四，从货币供应量来看，M1和贷款增速较低，难以支撑物价回升。同时，存贷差的扩大也表明金融运行中存在内在的收缩趋势。第五，人民币升值压力有可能进一步加大，加上进口关税的调低，导致进口快速增加，从而对国内相关产品价格形成向下压力。最后，2005年价格上涨翘尾的影响在2006年将减弱。
综合比较两方面因素，国内很多机构和专家大致认为2006年价格总水平上行的动力要小于下行的压力，居民消费价格涨幅平稳回落的概率比较大。但在今年的十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涨幅控制在3%的物价调控目标，这个数字相对于2005年1.8%的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来说留有了很大的余地，也有点出乎意料。笔者认为，之所以定在3%，除了考虑价格上行因素外，还有一个因素：启用新的CPI指数权数。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信息，2006年，我国的CPI指数将启用新的权数。在原来的CPI指数，食品权数已占1／3，为33.6%，非食品价格权数为22.0%，服务价格权数为44.0%。房地产价格和教育费用、医疗费用等的权数很低，所占权数分别是13.6%、14.5%、11%。而且，能源消费作为CPI的组成部分仍没有直接的权数，而是分散在燃油、燃气、电等居住类因素之中，粗略估计能源类商品价格在原有CPI中的统计比重大约只占0.1%，这个状况不符合我国的居民消费正在向房地产、汽车、教育、医疗保健等领域倾斜的趋势，无法全面地反映出社会消费品价格变化情况。为此，国家统计局在2006年开始对CPI权数进行了五年一次的例行调整，食品类权重下调，能源、居住和服务类权重有所上升，因此在剔除食品价格后的核心CPI涨幅可能将超出预期，3%的目标相对现实一点，并且留有很大余地。
资源价格改革中需要注意的原则性问题
无论是启用新的权数还是别的因素，其中最重要也是最难以判断其影响的是有关资源价格改革的问题，它将可能左右3%的价格调控目标能否实现。因此，作为政府调控部门来说，在逐步理顺和完善资源性产品和要素价格形成机制的同时，必须要重视资源价格改革所带来的影响，兼顾各方面的利益，尤其要考虑低收入群众的基本生活承受能力，同时，必须注意以下几个原则性问题：
(一)资源价格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必须引进市场竞争机制，强化市场运行基础
为防止资源垄断企业借价格改革之际不断提高资源价格，资源价格市场化改革不仅要进行资源消费终端的市场化改革，还要进行破除前端垄断的改革。一是引入竞争机制，实现资源供应主体的多元化；二是大力鼓励和支持民间资本参与；三是提升监管能力和改善监管效率。
(二)资源价格市场化改革必须坚持稳步推进、分类进行的渐进式改革原则
从当前形势看，我国资源价格进行全面市场化改革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并不成熟，不宜全面铺开，急速推进。首先，全面改革可能会破坏宏观调控的成果。资源价格的放开近期会直接导致作为经济源头和基础的资源产品价格上涨，增加下游产业的生产成本，还会引发资源开发和生产部门的投资扩张，在上游部门产生新的投资过热。而资源产品价格的上涨通过价格传导机制的作用，将会直接推动下游产品的价格上升，形成通货膨胀的压力。其次，资源价格上涨一方面直接增加居民在公共资源产品上的支出，另一方面通过价格传导提高其他消费品的价格，增加居民的生活成本，不仅直接降低国内的总需求水平，而且也会降低消费者的实际生活水平。第三，资源价格上涨还会削弱我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影响出口需求。
因此，资源价格改革应采取分类进行，逐步推进的策略。一是资源部门自身的改革深化应当先行，资源部门应在进一步明晰产权、转变企业经营机制的同时，适当放开资源生产环节的经营权，引入竞争，提高资源部门的生产效率和技术水平。二是对于不同的资源产品进行分类改革。资源产品位于产业链的上游，如果众多资源价格同时上涨，将会形成推动价格全面上涨的合力。另外，不同的资源其自身的特性和产业发展的阶段有所不同，有些资源由于自身具有的产品特性或战略意义，易于形成自然垄断或行政垄断，如自来水和燃气，对于这些部门，完全放开价格的方法并不适宜，只有通过政府的干预才能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
(三)资源价格市场化必须考虑成本公平负担问题
我国资源管理体制的突出特点，就是政府职能的综合性：首先，国家作为资源的所有者具有所有者职能，但国家实际上并不直接占有资源，一方面是国有企业代表国家占有资源，通过向国家缴纳税收和利润的方式体现资源所有者的权益；另一方面是地方政府代表国家占有资源，地方政府通过允许集体或者其他性质的小企业采矿的形式，收取税收和管理费来获得利益。其次，国家还担负着资源管理职能，这个职能只能由政府出面实现。作为资源的所有者权益代表，政府所谋求的是所有者权益的最大化，外在体现为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追求权益的最大化；而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其主要目标在于社会公益的最大化。同样的道理，在承担资源改革的成本时，政府也应考虑成本如何公平负担的问题。
当前的资源价格改革所面临的改革历史成本在不同利益主体间的分担，并非是存成本的分担，而是增量成本的分担。原先的资源产品价格低廉，实际上是长期以来政府行政管制造成的。过低的资源价格刺激着产能过度扩张，造成资源错配，为诸多行业的产能过剩、银行坏账和经济粗放型膨胀埋下了祸因，整个社会也因此背上了沉重的成本负担，而这个成本是存量成本，大部分都是由政府和居民承担了。如今，资源价格改革逐步推进，由于这些价格不仅带有准福利色彩，而且价格受到政府部门管制，一般无法实现市场出清和完全的价格均衡，一旦价格提高，作为最终消费者的居民生活成本势必提高，在居民工资和福利无法跟进的情况下，居民所要承担的成本增加。另外，从产业链来看，资源价格提高将会使下游产业背负起承重的成本负担，降低行业部门的利润，增大生产经营企业的压力，使得工业行业内部效益两极分化矛盾日益突出，不利于工业经济的稳定运行。
因此，笔者认为，此次资源价格市场化应该具备“大资源” 的理念，要让那些在过去改革中的既得利益阶层和企业集团，站在历史发展的角度、全局的高度，和政府、居民一起公平承担起改革的成本，而不能让资源提价的全部或大部分收益由垄断企业和利益集团获得，成本则完全由消费者和下游行业来承担。如果不处理好成本公平负担的问题，资源价格改革将是一种双输的结果。
(四)资源价格市场化必须与其他制度改革配套进行
1.社会保障制度和福利制度的改革。由于资源产品差不多覆盖了社会的基本生活资料，其价格的变动会对公众产生巨大影响，特别是对于低收入和贫困群体而言，价格冲击更为剧烈。因此，在进行资源价格改革的同时，应同步建立相应的保障制度或补偿机制，保证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水平不会恶化。
2.资源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只有在一个权责明晰的产权制度下，市场化改革才会有效率。可目前我国在许多资源方面的产权是含混不清的。在政府定价的情况下，资源产权混乱的矛盾一时能得到掩盖，可价格一放开，如果没有严格的产权界定跟上，矛盾立即会暴露出来。资源企业产权不清会加大交易成本，也就是说，上涨的价格中许多体现的并非资源价值，而是交易成本，况且这笔昂贵的成本大部分由居民负担。
3.财政税收制度的改革。其一，资源初始价格的税收政策调整，这涉及资源税、增值税、消费税以及企业所得税等，主要还是资源税改革。改变过去的从量征收为从价征收，或者改为按占有资源量征收。其二，资源附加价格的税收政策调整。这类税收政策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绿色税收”，主要是针对直接污染环境的行为和在消费过程中会造成环境污染的产品进行课税，提高各种涉环境保护的税、费征收标准，使资源价格能够反映资源破坏和环境治理成本。其三，在财政分配制度上，应当重视资源属地的利益，中央应将部分税收让利于地方，让地方在资源开发利用中得到应得的利益，支持当地经济发展，而且可以为地方政府恢复生态、治理环境解决资金问题。
(五)资源价格市场化必须把握住方向，警惕出现“单纯”市场化改革
“单纯”市场化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资源垄断型企业过度强调市场化行为，追求市场化利益，而忽略了社会公益责任。在我国，很多资源行业都是被国有大型企业垄断的，由于种种历史和现实原因，再加上资源行业的基础性和竞争性这个双重特性，使得国字头资源垄断企业在追求市场利益的同时，不可推卸地承担着国家资源安全责任，即平抑资源价格和保障资源供应这个带有明显社会公益的责任，因此，众多资源垄断企业具有“企业”和“基础产品供应者”的“双重人格”。在进行资源价格改革中，当市场出现有利于资源型企业，如资源短缺、价格高涨时，如果监管不严，一些垄断企业很容易利用“企业”的身份鼓吹市场化，用“纯粹趋利的市场行为”为自己部门谋取利益。而一旦遇到竞争，或者资源价格下降时，就拿出“基础产品供应者”的身份，不再追求市场化了，利用垄断地位不断地维护自身的利益，事实起到一个“管理者”的作用。因此，应警惕资源垄断型企业在改革过程中，根据不同的市场形势，频繁地在“企业”和“管理者”之间切换角色，去“单纯地市场化”，这种做法实质上就是“利己主义”的市场化改革。
2.政府部门偏离不同资源行业的自身发展特点，在竞争市场不成熟和监管不到位的情况下，过度推动市场化改革，忽略了对重要物资的计划调控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职能，这种市场化改革容易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代价较高。从石油、电力、天然气等资源行业的发育特点来看，必须经历三个时期：初期、发展期和成熟期。在初期和发展期的相当长时间里，很多资源产业都处于垄断经营过程，政府对资源价格实行严格监管；在发展后期和成熟期，政府的监管逐步放松，进行完全的市场化经营。我国的资源市场存在开发程度低、供应商单一、缺少完善的法律法规等特征，还处于产业发展初期或发展期的初级阶段。因此，我国资源价格改革一定要与我国资源行业发展现状相适应，如果偏离不同资源行业的自身发展特点而强行进行价格改革，最后结果可能造成更强有力的资源垄断，受益的只是那些掌握资源供应的人或者企业，而不是大众，这样的市场化改革就不能说是遵循了正确路径的改革。
3.资源价格改革不是去改革价格形成机制，以促进竞争的形成，而是仅仅依靠调整价格来进行，而且此种调整价格的推动力主要来自于资源的供应厂商。这样的市场化改革容易使资源价格陷入“一改就涨、越改越涨”的恶性循环，将对国民经济运行与公众利益造成损害。
(作者单位：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监测中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