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战场上的硝烟还未完全消散，另一场战争正悄然开打——抗击“非典”。

　　有关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症(SARS，俗称：非典型肺炎)疫情方面的消息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的眼球聚焦点，几乎所有的财经类媒体则把眼光放在“非典”对经济的影响上。据《远东经济评论》报道，香港成为受灾最重的地区，但没有哪个亚洲国家或地区可以幸免于难。疫情带来的经济损失已达成百上千亿美元，而亚洲的经济增长也受到威胁，特别是对旅游业和贸易影响更大。将于4月24日《远东经济评论》刊登的封面文章对这一传染性极强的疫病作出经济学角度的解读：各地区将付出的代价分别是中国内地22亿美元，香港地区17亿美元，印尼4亿美元，韩国20亿美元，马来西亚6.6亿美元，新加坡9.5亿美元，日本11亿美元等等。

　　人们一致认为，酒店、旅行社、航空公司是首当其冲的直接受害部门。由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先后警告其公民不要前往中国内地、香港、新加坡等地，结果造成了飞离香港和中国大陆的出境航班每每迅速满舱，而入境航班则乘客稀疏的局面。

　　随后，位于写字楼的各类公司也开始行动起来，一些跨国公司纷纷取消访问计划，百货行业推广戴口罩营业，一些大型会议纷纷取消或延期，就连处于信息最前沿的媒体记者，其面对面的采访也越来越多被拒绝。

　　进入四月份以来，我自己都曾接到过多个采访计划推迟的电话，包括：于4月14—15日在北京召开2003年中国企业高峰会计划、CNBC亚太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亚历山大﹒布朗、EMC董事会执行主席鲁特格斯、英特维数码科技CEO Steve Ro等。

　　当恐慌随着“非典”传闻扑面而来时，一股巨大的冲击波也向各大公司袭来——如何对突如其来的冲突进行管理？

　　这些冲突问题会演变成灾难吗？你若像大多数高层主管一样，答案会是肯定的。

　　哈佛商学院教授麦可‧华金斯、麦斯‧白兹曼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大部分冲击企业的意外事件，都应该预期得到，而这就是“可预见的突发事件”，它们以不同形式呈现，从财务丑闻到作业紊乱，从组织巨变到不成功的产品。其中有些会造成短期亏损或一时的路线错误，有些造成的损害则需要好几年才能弥补，有的事件则真的是重大灾变，“9‧11”事件就是“可预见的突发事件”的悲剧性案例。

　　不幸的是，所有公司都很容易面临“可预见的突发事件”的冲击。不过，好的消息也是有的。二位作者认为，有三大障碍造成组织无力预防此类事件：心理面障碍、组织面障碍及政治面障碍。作者提出”RPM程序”以解决这三项问题。”RPM程序”不只是异于寻常的环境检视或应变计画，而是必须要有一连串严谨的落实行动：察觉、列为要务与动员。各项步骤中的任何环节若没做好，组织就很容易面临冲击。

　　但是，对与“不可预见的突发事件”，比如SARS疫情，又怎么进行冲突管理？

　　事实上，我们可以把SARS看作是工作与生活冲突的一个案例。在十几年前，工作地点和时间都很明确，到现在，工作已经远远不是这样了。工作时间和非工作时间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了，冲突也因此而加剧。

　　越来越多的职业人士意识到工作正在挤压私人生活，因此感到不满。最近的一些研究也表明，员工希望工作在时间上有灵活性，这样他们就可以更好地处理家庭与工作之间的冲突。另外，“70年代”的员工也可能有同样的问题，越来越多的大学生都说，在工作和生活之间取得平衡是一个主要职业目标。今天，在SARS的死亡威胁下，一些公司的打卡、固定上班制度正在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员工开始大肆发泄不满，管理者更会发现，如果不协助员工取得平衡，就会发现要想吸引并留住最能干的员工变得越来越困难。

　　怎么办呢？管理专家斯蒂芬·P·罗宾斯在《管人的真理》一书中，曾给出一个解决方案：给员工弹性和选择。具体来说，就是让员工有弹性的工作时间、远程办公、带薪假期以及辅助服务，如托儿中心、健身中心。还有一些方案让员工生活更容易，如工作分享、子女夏令营、老年人关怀服务、干洗服务、帮助配偶找工作、法律咨询等服务。

　　中国的一些高科技公司在改善工作和生活平衡方面正走在前面。例如，金蝶公司允许员工在家里工作，甚至可以跑到深山老林去冥思苦想；思科系统公司(中国)会在办公室给员工开设健身房。4月23日下午，我给思科公司的一位朋友打电话，问她：“你在公司吗？”她说：“我在家里开电话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