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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了一下发言里面，因为有史敏同志在下面发言，实际上商标法怎么发展的，史敏比我清楚，而且还要继续发展的话，还得靠他们，因为商标法还要做更细的修正，关于这一点上，大家都有发言稿，我就不再念了，我就讲第四点。在民法典过程里，确实是讨论过一段，第二页的第1行，债权责任的“债”字应该改成“侵”，这是比较重大的错误。制定民法典的时候，我们起草了一个知识产权篇，增加进去的制度，一个是制止侵权，这是实体法上讲，程序法上是诉权的保全，这是知识产权共有的内容，应该说，头一部就是国务院法制办的 功劳，他们不提上去的话，就不会有了。但是，法工委看了以后，认为这两条，从程序法上来讲，不是知识产权法特有的，是这个民法里都有的，所以建议整个上升到民法典里面去，这就很好，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既然是整个民事权利都应当有的制度，为什么过去的民事诉讼法里没有？要等到知识产权法里出来，才能提到民法里面去？这说明很多东西就是在知识产权的领域突出出来了。在知识产权的领域，不制止即发侵权，你侵权的产品流入流通渠道，再制止就来不及了。北京中院六年以前就判过执法侵权的案子，当然不是间接引用民法通则的规定，现在有了，是对那个判例的反过来的确认。如果之前有了认识，我们的民事权利就会得到更好的保护，过去讲，民法通则里消除危险，等于是禁止即发侵权，但是即使这样讲的话，我们侵权法的教科书也告诉大家，必须有实际损失才能认定他的侵权，就是侵权四要件。他可以无显亮复制了，再制止就制止不了了，所以既发侵权非常重要，首先史敏的草案里提到人大法律委员会来了，这是对民事法律的贡献，其他三条也是讲这个，我就不重复了。各种法都比较齐备了以后出现的。很多理论上的研究，以及研究成果进入法律，仍旧会对民法是一个促进和提高，这就是我讲的第一个。
第二个是稿子上没有的，刚才蒋正华副委员长的发言对我有启发，中国人重视老牌子，这不是一个坏事，但是老牌子必须经常有新产品和新举措，才能立得住。比如说微电子里的联想，为什么立得住，因为他不断地出新产品，头几天，他的激光打印机，又在各种行业的使用里占了第一位，因为它新。所以，知识产权的保护，就是我们的名牌企业应该把它当成一种综合保护，第一作为名牌这个牌子，它是这个产业综合素质的反映，这在黄辉的那本著名商标的保护里有专门的讲述，它不仅仅是一个标识，如果仅仅是一个标识，跟你门口贴的一个“禁止吐痰”一样的，为什么会成为恒源祥，为什么会成为海尔？因为它反映了综合素质，它的资金投入也好，质量标准也好，恒定的质量和高质量都可以，这方面要有不断更新的产品和服务来支撑，同时要有自己企业的其他方面的知识产权，比如说你的广告语、广告词广告影视享有的版权，技术方案上享有的专利权，前一段不是说他的方子破解不了吗？两个英国人破解了，为什么不拿出来卖呢？因为即使破解了，没有可口可乐的牌子，依然没有办法跟可口可乐在市场上竞争，可口可乐这个牌子和配方，已经值了六百亿美金，综合保护起来，就像我们练武地讲，练就金刚不坏之身了，你没有其他的可以享有的知识产权的成果来支持你的话，你就不会立很长时间，或者说你这个老牌子迟早有可能衰落下去，所以老牌子要有新举措，新产品。
谢谢大家。
《商标法》的发展及其在我国民法理论上的贡献
在首次将商标权作为“可投资财产”对待的1979年《中外合资企业法》颁布时，中国市场之外的人真正看到了这片土地上“改革开放”的曙光。当时，关心中国发展的一些外商及外国法学家，兴奋的心情甚至超过了国内许多人。国内普遍对知识产权的重视，实际是1991年及1995两次闹得举世瞩目的中美知识产权谈判之后。而且，至今仍有中国学者不认为商标权为私权，或虽勉强承认其为私权。但认为其地位尚不及债权，远非“专有权”，至多是“专用权”。
1982年中国改革后首部知识产权法颁布时，国内外对其评价的反差也与以前3年差不多。同一年颁布的民诉法(试行)更受国人重视。而在国外，我为EIPR写了一篇英文的中国商标法评论，居然使该杂志当期多售了以往的数倍，以至我的导师Cornish与Sweet Moxwell的老总一定要请我去牛津一叙。可见当时发达国家对知识产权在中国的发展多么留心。
2001年中国“入世”前对《商标法》的再次修正，则不再仅仅使外国人重视，中国人也开始真正重视了。国内有人称赞这次修正为“代表了民事立法的方向”，确实不过分。那么，它在我国民法理论上到底有哪些贡献(或“方向”性的优点)呢？至少有下列几点：
第一，2001年法第九条对“在先权”保护的突出，却没有任何条款强调对侵权活动产生的的“在后权”也应精心呵护，为今后民事立法确立了一个方向。
第二，2001年法第十条、十一条将原商标法第八条作了合理拆分，更接近了国际惯例及我国已有实践，也在立法技术上为今后民事立法确立了方向。
第三，2001年法第五十二条从全面保护“权利物权”角度认定了商标权作为全面对世权的两个方面(即禁止假冒与禁止反向假冒)，告诉人们不可把商标权(及其他知识产权)仍旧视为不是专有权、不及债权的“二等公民”。这表明了与“知识经济”适应的民事立法方向，即知识产权法应受重视，而非歧视。
第四，商标法第五十六条、五十七条有关无过错不负赔偿责任，以及“即发”而未发的侵权仍旧要负侵权责任的规定，更改了民法学界多年来有关认定侵权须有“四要件”的通说。亦即否定了“无过错不负债权责任”(而不是不负赔偿责任)，“对权利人造成实际损害方能认定侵权”等等。确实，人们一读第五十七条就自然会想到：“即发”的行为，给权利人造成什么“实际损害”了？这种更改对民事侵权法将有重大影响，当然也可以说“代表了民事立法的方向”。
2001年法未解决的理论问题也还有。例如，“商标权”与“商标专用权”，哪一个概念更符合权利人的权利状况，更有利于保护知识产权？还是可以继续研究的。
至于2001年修正的《商标法》中未纳入“商标合同规范”，则是原法及第一次修正时原样如此。世界上也极少有在商标法中找得到这种规范的。我国合同法总则，已经能够覆盖这种规范。故无论在合同法分则或商标法本身中，都不再有另定规范的必要。至于对专利及商业秘密合同的规范，则实实在在已存在于合同法“技术合同分则”中。这倒是与多数国家不同的，而著作权合同，在《著作权法》修正时已补充扩大，也不可能再存在于民法合同篇或合同法中，这在国际上也是通则。特别是我们有的民法学者特别推崇的德国，在2002年以专家修正著作权法的方式，再度扩充了著作权法中的“著作权合同”一章，而不是把它纳入“合同法”或民法典合同篇。从这点上看，我国《著作权法》在著作权合同上增订扩大的作法，完全符合国际上民事立法的方向。而在实事求是，不搞“一刀切”这点上，商标法修正案与著作权法修正案各行其是，也可以说“代表了我国民事立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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