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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以宾
国家发改委公布《医药价格工作守则(暂行)》，规定今后医药价格制定程序将要经过成本调查、专家评审论证、听取各方意见、集体讨论、集体审议等五道完整程序。为公正起见，发改委还对这五道程序作了不少严格限制，比如，进驻医药企业进行成本调查，必须有两名官员参与并签字负责；参与评审论证的专家实行随机抽选，定价之前可通过媒体公开 征求意见……
政府试图通过刚性的制度、科学的流程彻底解决药价虚高问题，无疑是早就该走的一步棋。不过，对于这个《医药价格工作守则》“暂行”后的实际效果，笔者还是有某种担心。甚至有一种无法抹去的疑惑：把问药企、问专家、集体讨论等五道程序作为政府医药定价的依据，“大方向”正确吗？医药定价究竟首先该问市场，还是问药企、问专家？过去一些年里，很多药价(包括医院药价)其实都是政府确定或默许的，想必也是经过了专家评审论证以及集体讨论、审议的，不照样脱离客观成本而虚高得惊人吗？
医药定价本是一件不太复杂甚至相当简单的事儿，之所以旷日持久解决不了，不是药价本身有多复杂，也不是咱们中国人对成本的演算能力有多么低下，而是围绕着药价所构成的利益网太复杂。产品价格的形成，不就是成本＋利润＋供求关系因素？而所谓“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无非就是借助政府权威，在进行成本核算的基础上，规定药企只能获取合理的利润，且不能有欺行霸市、蒙骗患者等恶性商业行为。仅就成本而言，也许远没有想象得那么复杂。例如，原材料的购入纯系市场行为，某种原材料国内、国际市场价格几何，本来就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儿。至于厂房设备投资、机器折旧、能源消耗等成本，皆有帐面可查；人力成本、办公费用之类，行业内大家心中自有一本账。也就是说，在市场已相当发达的今天，除原材料以外的各种成本构成，其实也是一种公开的市场信息。既然市场基本可提供借以确定药价的所有成本信息依据，政府何苦避简就繁，放着市场不问，而劳神费力地一个一个去问药企？即使“问”来的情况完全客观真实，完全相同的一种药，其生产成本肯定有所差别，难道抛开市场不论而允许一厂一价？
政府药监人员进驻药企问成本，其操作时的情景可想而知：有哪个药企不高喊自己的成本高、利润薄？全国药企六千多个，假如全由国家药监部门派员，想必怎样也忙不过来；假如委托地方药监担当此任，谁能防止“地方保护”和弄虚作假？从某种意义上说，把问药企作为医药定价的依据，几乎等于“与虎谋皮”，甚至仍无法脱离“药企报价、政府定价”的窠臼。
几乎任何腐败都缘自权力的“求租”或“寻租”。多年的事实证明，寻租者与求租者的接触面越大、接触机会越多，腐败就越甚。例如，药企申请新药就是“求租”或“寻租”者媾和的一种机会，中国每年被批准的新药高达一万多种，意味着起码有一万次权钱交易的机会，在河边走得多、走得久，“湿鞋”的可能当然会大许多。并不是说政府人员不该“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而是说公职人员与企业界的“利益性接触”应该越来越少，笔者坚信，这应是一种历史趋势。问题是：一方面给药监人员提供如此之多的与药企直接接触的机会，一方面又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向企业收取费用、接受医药企业给予的财物、接受医药企业的宴请和出国邀请、不得向企业提出个人要求”之类，这是不是有些“厨子训猫”般的滑稽？
《医药价格工作守则》规定的五道程序，看起来够完整、够细致，其实说不定恰恰走进了另一个误区：越把简单问题复杂化，可能产生的漏洞越多。这也就像一架机器，零部件越多、功能越复杂，产生故障的概率越高。例如专家评审论证一项，它有那么重要吗？无法想象一种药品的定价，其战略含量、技术含量会像当年论证三峡工程时那么复杂。如果把客观存在的生产成本作为药品定价的主要依据，而一般工作人员就能完成对药品成本信息的市场采集，何必劳烦那么多的专家学者并增加他们的道德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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