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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论坛暨中国宏观经济与企业发展战略春季高峰会”召开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副主任张玉台出席并致辞
记者李希琼报道 国家统计局发布今年第一季度经济运行数据后，今年我国经济走势如何成为各方关注焦点。“上半年我国经济将处于高位运行态势”，这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副主任张玉台4月21日在“京都论坛暨中国宏观经济与企业发展战略春季高峰 会”开幕式上发表的观点。
张玉台认为，在消费活跃、出口和投资趋稳情况下，预计上半年GDP增长10.5%左右。作出上述判断的主要依据是：第一，消费、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逐步增强。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4.9%，消费结构升级更趋活跃；外贸出口增长27.8%。国内和出口订单预期指数均达历史最高水平。
第二，经济短周期下行态势上半年还不会出现。今年经济增长有小幅回调态势，但可能下半年出现。当前我国经济仍处于中长周期上升阶段，发展空间还在扩大。从全年看，经济短期下行因素尚不足以改变经济快速增长态势，但有利于经济趋稳。
第三，结构性矛盾有所缓解。今年以来，煤电油运紧张状况基本缓解，钢铁、有色、化工、水泥等重化工原材料供应比较充足，粮食产量持续增长，生产资料价格涨幅回落。一季度，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4.1%。
第四，投资增速高位回落，中西部地区投资较快增长。一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3.7%，增速回落4个百分点。东、中、西部地区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1.4%、35.8%和26.8%，中、西部地区占全国投资比重提高1.6和0.2个百分点。
第五，世界经济保持较快增长。国际油价回落、全球金融条件良好有助于减轻美国住房市场调整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并缓解通货膨胀压力。IMF最新预测，2007年全球经济增长4.9%，有望实现60年代以来最繁荣的连续5年增长期。
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也存在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张玉台归纳为五个方面。
一是消费增长潜力有待挖掘，消费结构升级的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当前我国劳动者在初次分配中比重偏低，若适度增加劳动者报酬比例，将有利于扩大消费需求；通过调节收入分配差距，提高中低收入群体收入，会扩大消费需求；通过调整政府支出结构，增加公共服务和公共消费支出，将有利于拉动全社会消费增长。
消费结构升级、消费需求扩大对投资将形成强烈拉动。居民购车购房等家庭消费日趋活跃，拉动房地产、汽车、电子通讯等多个产业快速增长，进而带动钢铁、有色、石化、水泥等重化工业和能源、运输等基础产业发展，推动大规模城市建设，但有可能激化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
二是资金流动性过剩继续存在，股市风险对经济运行的扰动可能加大。当前货币供应量增长较快，流通中货币数量偏大、增长偏快还在发展。资金流动性过剩对实体经济将产生扩张性影响，加大通货膨胀压力。当前存贷利差较大，刺激商业银行积极放贷，特别是中长期贷款增幅一直较高，容易引发固定资产投资膨胀。
资金流动性过剩对虚拟经济，特别是对股市健康发展存在较大威胁。近几个月来，消费物价水平呈上升态势，加上利息税，实际存款利率已为负值，这导致社会资金成本偏低，金融产品需求旺盛，容易引起资产价格过度上涨。2006年3季度以来，股市行情迅速上涨，既可减轻资金流动性过剩压力，同时也积聚了一定的市场风险。
引人注目的是，乌兹别克斯坦政府2005年大幅度提高了石油、天然气和贵重金属的资源税后，又在2006年底公布的新“矿产资源税”(2007年1月1日起生效)中大幅降低了油气资源使用税，如天然气资源税从58%降至30%，石油从35%降至20%，凝析油从32%降至20%。与此同时，乌政府还大幅度降低了石油制品的消费税，如汽油的消费税从45%降至28%，柴油从40%降至25%，航空煤油从20%降至8%。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所研究员孙壮志认为，对资源课以重税并不是任何时候都可行，应结合具体国情考量。
此外，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对土地矿产资源征收权益金，美国的石油权益金达到石油价格的15%-20%，俄罗斯的石油权益金采取级差式方式征收，超过一定价格的收益，国家按90%征收权益金。
从各国实践看，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保护环境成为各国设置资源税的最主要目标。德国曾是欧洲最大的煤矿生产国，同时是世界第四大钾肥出口国，德国经济从煤矿和钾盐矿得到不少好处，但矿产开发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莱茵河曾经臭不可闻。朱伟革介绍：“德国煤炭资源丰富，但开采成本太高，政府给煤矿工人提供巨额补贴，让其逐步过渡，最后关闭煤矿。”今后德国对资源的需求将主要依靠进口。
国外资源征税的启示
我国资源税自1984年开征，当初设立是为了调节级差收入，“虽然几经调整，但还是比较粗线条的一个税种。”孙钢说。
综合本报记者采访的专家意见，他们认为我国的资源税有三大缺憾：一是覆盖面太窄，我国仅对7种矿产品征收资源税，而俄罗斯、法国、瑞典等国将土地、森林、草原、滩涂、海洋和淡水等自然资源也列入资源税征收范围。在中国，廉价的土地矿产资源成了少数垄断集团的大餐，由此引发行业收入差距越拉越大。经济学家樊纲曾指出，我们搞现代化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去搞矿业，搞房地产？因为谁拿着土地和资源意味着谁就拿到一块财富了，“治理暴利非重税不可”。
二是税制不合理，以“销”计税或以“用”计税的依据，加之资源税归地方政府，助长了对资源的滥采。按现行汇率测算，我国的单位资源产出仅相当于美国的1／10和日本的1／20。以煤炭为例，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资源回收率能达到80%左右，每挖1吨煤消耗1.2吨-1.3吨资源。而《2007中国能源发展报告》指出，中国煤炭资源回采率平均30%。占煤矿总数约30%的乡镇煤矿回采率平均只有10%-15%，这意味着每挖1吨煤要消耗5吨-20吨资源。据统计，中国在1980-2000年的20年间，浪费煤炭资源280亿吨。
三是税率较低，我国征收资源税目的是调节从事资源开发企业由于资源本身的优劣和地理位置差异而形成的级差收入，属于矿产资源占用税的性质，相对于国外石油天然气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率10%至16%的标准，我国资源税率处于绝对低位，其中最低之列新疆的石油天然气矿产资源补偿费，其征收率仅为1%。北京工商大学教授谢志华告诉本报记者，不少外商热衷于到中国采矿，或者入股我国的矿业企业，“国外投资商以极低的成本，享受着我国低价资源带来的极大收益”。
此外，中东、欧美等国为避免石油企业暴富，都有暴利税或溢价分成。如海湾石油大国沙特阿拉伯，石油企业除缴纳特许经营税，国家同时享有溢价分成。而我国石油企业的资源溢价都被当作企业的利润处理，中国石油国企的年均国有资本增值率不到2%，但净利润增长率却高达100%以上，石油资源溢价成了外国投资者的利润分红。对此，樊纲认为，中国目前需要适当提高资源税税率，明确资源溢价的归属。明确资源产权，实行资源开采特许拍卖制度，这是资源税改革的基本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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