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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提高本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扩大出口，以出口带动本国经济，世界各国广泛采用出口退税政策。我国于1950年开始实行出口退税制度，1956年—1966年停止，1966年—1973年恢复实行，1973年再次停止，直至1985年再次恢复。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确定对增值税和消费税两个税种实行出口退税，继续下来至今。其中消费税实行的是彻底退税，调整不大，所以政策关注的主要是对增值税的退税调整问题。1995年7月以后出口退税政策历经多次调整。调整的主要内容，一个是出口退税税率的调整，出于宏观调控政策的目的；一个 是退税分担比例的调整，为了平衡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压力。
2006年9月的这次调整，主要是对出口退税税率进行的结构性调整。涉及多个行业，税率有升有降，迄今已经执行半年有余。由于近几年连续的外贸顺差，这次税率调整的效果很引人关注。本文认为：(1)外贸顺差之背景是调整出口退税税率的良好时机；(2)出口退税只是解决外贸顺差的措施之一，应有其他措施配合才能发挥功效；(3)退税责任主要应由中央财政负担。
-焦建国 邢岩
一、近几年的外贸形势和财政税收形势
1.出口额高幅快速增长，对外贸易顺差加大，外汇储备过量。
2000年以来，出口额快速增长，年均增长率在25%以上。2005年出口额累计达到7620亿美元，增长幅度为28.4%，2006年全年出口额近万亿美元，达到9690.8 亿美元，增长率为27.2%。进口额增速明显低于出口额增速，带来了巨大的贸易顺差，近两年来贸易顺差还保持着相当快的增速。2005年贸易顺差1018.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高达217.4%。2006年贸易顺差1774.7亿美元，增长幅度为74%。
2001年至2006年，外汇储备年均增长率在30%以上，有些年度甚至在50%以上。外汇储备额从2000年的1655.7亿美元增加到2006年底的10663.4亿美元，突破万亿美元大关。现在，我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上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
高额贸易顺差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能够提高对外支付能力和偿债能力，缓解国内产能过剩的压力；另一方面，它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首要的问题是导致流动性过剩，“贸易顺差→外汇储备增加→结汇渠道基础货币投放过多→银行体系货币宽松→贷款增长加快→投资过热带动整个经济过热”。其次是增大人民币升值压力，第三是过分依赖外贸影响经济稳定性，加大经济风险。还有一个问题是，出口额大增，过多的贸易顺差，冲击国外市场，因此引起贸易条件不断恶化、贸易纠纷发生。近两年来很多国家纷纷针对我国商品设置新的贸易壁垒，例如实行反倾销和更严格的技术标准。我国的主要出口目的地，例如美国、欧盟在世界贸易中处于主导地位，由于这些国家和地区对我国有着很大贸易逆差，所以在国际贸易谈判中我国很容易处于不利的地位。
2.退税规模快速增加，财政压力加大
近年来，我国税收收入保持了非常快的增长速度。税收年收入2001年、2003年、2004年分别突破15000亿元、20000亿元和25000亿元，2005年达到30866亿元。2006年，全国税收收入不含关税、契税和耕地占用税，未扣减出口退税累计完成3763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2%，增收6770亿元。但是，目前我国的税收结构中流转税特别是增值税占40%以上的比重。而且现行的是生产型增值税，由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转型的呼声日高，正在酝酿推行这项改革，一旦推出即会减少一块税收；同时，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将在2008年开始实施，届时也会减少一块税收。
日益增加的出口退税规模相对于上述整个税收状况而言，是一个不小的压力。1985年恢复出口退税时，退税总额只有19.7亿元，2000年退税总额突破1000亿元。近几年来，出口退税额的增速在20%以上。2005年全年出口退税3371亿元，2006年高达4285亿元。
二、2006年出口退税税率结构调整是非常好的时机
短期和表面上看，外贸的主要问题是顺差对宏观调控的压力问题；但长期和深层次上看，要解决的是出口商品的结构问题。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时间，需要花大力气。首先，出口额较大但是出口商品竞争力不够。中国商品在世界市场上多是低价品，主要是源于劳动力成本低。但是不能长期这样下去，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必然要求提高，劳动力成本要逐渐升高。要保持对外贸易长期可持续发展，必须改变这种主要以低价竞争的局面，实现由出口大国向出口强国的转变。其次，出口商品结构不合理。在出口额中加工贸易占到了相当大的比重；纺织品、家具等劳动密集型商品以及钢材、有色金属等初级产品在出口额中也占有很大的比例；钢材、煤炭等行业在国内需求十分大的情况下，因为能够享受出口退税所以出口额也在不断增大，甚至成为国内一些行业过热的原因之一。
2006年9月调整前的退税率因出口货物的不同分为17%、13%、11%、8%和5%五个档次。这次退税率的调整有升有降，结构性调整的意图明显，有很强的方向性。第一，纺织品、家具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出口退税率降低，而重大技术装备、IT产品和生物医药等技术密集行业的退税率提高，意在促进产业升级、优化出口产品结构，促进外贸转型。第二，因为我国能源需求旺盛而相对的资源不足，国内部分行业过热，取消煤炭、天然气等能源行业出口退税，降低有色金属等行业的出口退税率，意在引导资源能源类企业转向国内市场，在发挥宏观调控作用的同时也起到优化出口产品结构的作用。第三，在提高一些产品出口退税率的同时降低甚至取消另一些产品的出口退税率，也可以达到总体上降低出口退税率的作用，从而减轻人民币升值压力。
就近期而言，由于惯性的作用对外贸易顺差仍然会保持在高水平，不容易一下子降下来。但在这种高顺差的背景之下，调整出口产品结构不失为很好的时机。应该将推动产业结构优化、促进外贸增长方式转变、推动进出口贸易均衡发展作为出口退税政策的长期目标确定下来，保持连续性。
三、此次税率调整对降低贸易顺差的作用，预期不能过高
出口退税作为一项基本的外贸政策，其本质是对鼓励出口以及不限制出口的商品实行“零税负”出境，从而避免本国出口商品在国外享受到双重征税的不公平待遇。所以出口退税历来都是结构性的政策，并不是要对所有商品普遍地降低出口退税率，总是“挑三拣四”，有升有降，有所取舍。
即使根据经济学的分析，调低出口退税率能够降低出口鼓励，减少贸易顺差，减慢外汇储备增速。但是降低出口退税率只是解决问题的一个办法，其作用受到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只是降低出口退税率这样一个措施对于减少出口额的作用到底有多大很难评估。有先例佐证。2004年出口退税改革后，出口货物平均退税率降低了大约3个百分点。调整之后，虽然在短期内出口受到了一些影响，但是从当年全年来看，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出口额反而更快地增长。另外，降低出口退税率虽然能够通过一系列的连锁效应影响到人民币升值，但是这种效果有多大，甚至到底有没有也无法测算。所以解决贸易顺差等问题，还得另有它谋，不能单枪匹马。
再进一步看，对外贸易作为经济增长的三大动力之一，出口的增长直接影响整个经济状况。重要的是，出口的增长能够提供新的就业岗位，这对缓解社会就业压力是相当重要的。就目前经济、社会的总体状况而言，解决就业问题是我们的头等大事。就业问题的急迫性，相对于贸易顺差以及由其引起的其它经济问题(如流动性过剩等)而言，这之间应如何取舍？是宏观政策需要谨慎权衡的。现在要做的恐怕不是通过降低出口退税率来降低出口额的增速，而是应该利用出口退税这项调控工具更好地为整个经济增长服务。
四、退税压力等出口退税制度自身的问题需要解决
出口退税制度历经多次改革和调整，历史遗留问题以及每次改革所产生的新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明显。这些制度本身的问题应尽快改革，予以完善。
最主要的是退税的分担比例与财政压力问题。2004年出口退税改革后，实行“超基数分担制”，基数部分是根据2003年实退金额来确定的，中央和地方最初按照75：25的比例来负担。由于很多地方财政无能为力，为了避免产生新的欠退税问题，2005年将分担比例改为92.5∶7.5，中央承当了更大的比重。这里的问题是，以2003年实退金额为基数是否合理？需要探讨。如此确定分担比例退税效果如何？有待检验。建议进一步改革中央与地方负担机制，由中央全部负责出口退税。一方面，进口环节的增值税归中央独享，国内环节的增值税则是中央和地方按照比例分成中央和地方之间还有免、抵、调库等行为，而地方分享到的增值税占到了地方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所以地方财政负担出口退税的能力还是受到了这部分分享增值税的制约；另一方面，因为出口企业分布全国并形成跨越地区的产业关联，而且从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来看，中央政府一般负责所有退税。至于因为中央负担全部退税可能引起的财政困难，可以通过调整中央和地方对国内增值税的分享比例来解决。
要解决计划退税的问题。目前仍然实行计划退税，例如2005年国家预算安排的退税计划为3298亿元。一方面，退税计划不能体现“应退尽退”的原则，一旦出口应退税数额过大很可能造成新的欠退税问题；另一方面，按照计划退税使退税的时效性大打折扣，严重影响了出口企业的效率，从而降低了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应该取消出口退税的年度计划，保证及时退税，即使不能做到即征即退，也应该调整出口退税操作程序，实现尽早退税。
另外，现行的出口退税政策将外贸企业与生产企业区别对待，生产企业更愿意自行出口。这显然不利于分工协作、发挥各种企业的自身优势。近年来多次先后调整出口退税率、变动报送退税单证、改变退税期限等等，这些都给出口企业以及税务部门的工作带来了诸多困难。应该尽量简化，尽量稳定。
(作者单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财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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