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外经贸经营门槛再次降低，提前履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但是政府对经营资格仍设定了门槛，你认为外经贸是否保持资格？

　　刘拥军：我自己认为应该说外经贸经营权应该是企业的权利，但是在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情况下，目前中国现阶段经济体制下，我认为还是有一定的门槛，逐步来达到完全等级制的目标，我们国家市场经济体制还没有完善，有企业内部自身的原因，在长期以来，我们实行都是计划经济，很多企业没有外贸的经验，也没有这方面的人才，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发展。另一个角度来讲，中国企业社会信用体系没有完全建立，在抵御风险方面还有一定的难度，比如国际市场的风险，相对国内市场要大的多，包括出口安全问题，一些运输上的问题，还有产品本身的问题，跟国内还不是完全一样。我认为中国的企业经营权应该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利。

　　网友：你能否介绍一下门槛的标准主要涉及到哪些方面？

　　主持人：就是企业的规模来做一些门槛。

　　网友：中国加入WTO，中国反倾销的案例不断增多，中国的家电、玩具等等，这是否意味着外经贸的经营环境的破坏，你认为企业应该怎么样面对这些竞争呢？

　　刘拥军：我认为不论说是外经贸企业的经营环境恶化，我认为国外确实存在反倾销增加的问题，不能完全简单用一句经营环境恶化来解决，因为这个东西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一个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中国的经济总量，尤其是进出口总量在近几年大幅度增长，我们在国际贸易当中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自然同其他经济体发生了贸易摩擦，自然就会增加，而且以前我们出口量占的比重很小。另一方面，由于近年来国际上的对一些环境的问题、社会的问题更加关注，在这方面通过环境的立法，或者是社会的立法，在这方面增加了一些门槛，为中国产品进入世界，这也增加了反倾销情况的出现。第三种，也不排除个别国家用其他的壁垒，非关税壁垒进行贸易保护主义，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就把反倾销的增加说成是贸易环境恶化。正确对待反倾销有一个正确动态，首先要有一个平常心，不要就认为随时把经济问题当成政治问题，我觉得经济问题就是经济问题，大部分经济问题是可以通过经济手段来进行解决的，要以平常心来对待，要正确对待。第二个，关于反倾销，我们要维护我们的利益，其实我觉得这个地方经济问题要由经济手段来解决，我们对反倾销要坚决进行约束，企业对此要有正确的认识，要进行积极的应诉。其次，我们进出口商会、行业协会要发挥作用，做好反倾销工作的协调、组织和有关的相关工作，因为在这方面要及时向国外有关法律法规提供相关的政策，处理好这些矛盾。在利益分配方面也要进行一些协调。第三，确实有些国家利用反倾销为名来进行贸易保护主义，政府部门应该积极出面，进行交涉，打掉他们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做法。反倾销问题上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如何来实现我们的市场经济的地位问题，因为这是在反倾销当中遇到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对我们中国产品进行反倾销，大部分就是否认中国的产品，否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定位，当然中国政府也在对外加强交涉，希望能够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能够得到普遍的国家之间的承认，这需要进一步做一些工作，包括在世贸组织新一轮谈判当中，中国政府相应提出了这方面的要求。

　　但是在企业和行业协会来说，他们应该积极争取在反倾销当中我们的地位，这样我们把我们中国的产品、中国的企业在市场经济的大的环境下，处于跟国外相同或者公平的经营环境当中来考虑我们的产品的价格的问题，这样为反倾销创造必要的条件。

　　网友：《国际商报》这样类似的经济媒体应该怎样发挥在反倾销过程中作用？

　　刘拥军：这个方面我们做了一些工作，但是做得确实还是不够。第一个，我们介绍了很多国家在反倾销这方面法律的规定，让他们了解这些问题。第二个，我们做得相对比较多，外国政府对我们国家的反倾销的信息，我们及时地想通过报纸向外经贸企业进行一些发布，包括一些商会，不管从政府部门来，还是商贸部门都是及时披露消息。第三，我们总结反倾销成功的经验，对推动反倾销应诉起了一定的作用。

　　网友：国务院近期发布了关于改革现行出口退税机制的决定，这个决定也是所有的广大企业非常关心的，你能否解读这个新机制，并且评价他的前景呢？

　　刘拥军：刘拥军 ： 这个出口退税是全国外经贸企业一直比较关注的问题，也是我们《国际商报》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出口退税多年来不能够及时、足额地退给这个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外贸出口进一步健康的发展，也给中央财政造成了极大的负担。应该这么说，出口退税是一个国际惯例，是国国促进外贸出口一个主要的手段，它是一个符合WTO规则的，只要出口退税额不超过出口商品的增税值，应该说它是合理的。中国充分利用出口退税，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有利地促进中国产品出口。

　　我想这次进行出口退税改革，我想它的意义也是有这么几点，首先它解决中央财政负担过重的问题，同时也解决了出口退税不能够及时、足额到位的问题，有利于外贸长期稳定的发展。第二，它有利于解决再出口产品增值税分享，我们国家税收政策就是在增值税实现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分享的政策。第三，有利于贯彻国家的产业政策，调整出口商品的结构，因为这次出口产品，我们说是降低了出口退税，但是实际上它是一种结构性的调整，不是说平均来降产品，而是说有高有低。第四，我们有能力调整一部分的退税。

　　我们国家的产品还是有相当的竞争力，至少有这么几个方面的意义。这次出口退税定出24字的原则，叫做“新帐不欠，老帐要还，完善机制，共同负担，是推动改革，促进发展。”这24字内容非常丰富，主要有这么四个方面，第一是调整结构，我刚才已经讲到了，出口退税率是进行结构性的调整，大致降低了出口退税率的平均水平，降低了3个百分点，但是这个降低我刚刚讲到了，不是平均的降低，不是普调，而是有降有保有升。就是说对中国限制出口的产品，这主要是资源性的产品，或者是国内比较短缺的产品，还有在国际市场上中国容易引起贸易摩擦的产品，我们降低了或者说有的取消出口退税，尤其是资源性的产品，我们就取消了。第二个内容，建立了机制，我想主要有两个机制，第一个建立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共同来承担出口退税的新机制，规定从2004年开始，出口退税，以2003年出口退税实退指标为主，增加的部分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按照一定的比例来分担，部分地解决了在增值税上面中央、地方分享，出口退税全部由中央来分担的矛盾。第二个机制，这个规定进口环节的增值税和消费税，主要指增量部分用于进行出口退税，这是一个机制，过去我们国家财政是预算值，我们以前出口退税都是每年国家在财政上划出一块钱来进行退税，这块钱用完了，给你出口和增长率不一定配套，出口退税这几年发展比较快，出口发展也比较快。这个机制的建立，就明确了以后出口退税额增加部分从哪儿来的问题，把海关再进口环节方面的税收主要解决这个问题，这是出口退税额从哪儿来就是从这一条来的。第三个，明确了还债的方式，虽然说现在中央财政原因，还不可能一下把我们历史上积累的欠退税还给企业，这次中央明确规定一定要还，而且在2003年底，中央政府欠企业的出口退税保证由中央财政来偿还，这个也作出了一个承诺。我想这是这次改革的一个主要内容。我觉得这里面主要有两个关键性的问题，一个对老债的偿还的问题，在2000年以前，估计累计要欠退税要达到2500亿人民币，其中2500亿当中有700亿是属于中央政府自己调库的，还有1800亿要给地方政府调库的，这1800亿需要用今年进口环节当中增值税和消费税的增量部分来解决，这个增量部分是多少，根据去年海关在进口环节当中，这两个税收是2600亿，今年预计会增长50％，增量部分就是1300亿左右。估计今年还有一定缺口，如果明年进口环节方面的税收还是按这个速度增长的话，应该旧帐的问题在一两年之内得到很好的解决，对于外经贸企业来说是一个利好的机会，因为长期拖欠税会影响他的增长，中央政府作出了一个明确的保证，对企业非常有好处。第二个，分担机制的建立，以前中央退税都是由中央政府来负责的，中央财政能力相对地方财政强一些，这次把七五、十五的比例由地方政府负担一部分，我们知道地方政府在财政收入上是不平衡的，东部地区或者沿海地区相对来说财政比较好一些，可能中西部地区有一些不发达的地方要差一些，财政上能不能拿出足额的财政拨款来解决企业的退税问题，这是一个矛盾。第二个矛盾操作起来也比较复杂，我们中国出口产品一个增值税，它的环节很多，而且它可能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操作起来有难度，比如这个产品原料可能在其他省生产的，有的零部件在另一厂生产的，另一厂在另一个地方生产的，增值税发生在那个地方，怎么来解决这个矛盾，这需要在落实退税方案当中要解决的问题。我认为还是要解决增值税的税收问题，有专家提到这个意见，就是把增值税变成中央独享，同时出口退税也由中央政府来负担，这个建议都是需要再进一步来进行改革出口退税机制过程当中来进行解决。

　　总的来说，出口退税新政策的出台，有利于外贸的稳定和健康发展，当然在短期内可能对一些产品造成不利的影响，长期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利好的，对企业调整产品结构都是有利的。可能影响比较大的就是一些资源性的产品，像化工这类产品，可能出口会受到一定的影响，这和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是一致的。

　　国际商报社长刘拥军访谈实录(一)

　　国际商报社长刘拥军访谈实录(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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